北京高考英語降分——正反論道

　　把英語拉下神壇 高考改革只是開始

　　一些地方的高考政策調整頻密出臺，在已經出臺的各地方案中，英語成為最集中的調整對象，有的地方考慮取消聽力測試，有的地方據報將多次考試。北京的改變最大，出臺了方案涵蓋小學到高考：小學三年級以下不設英語課，中考英語降低分值，高考英語分值降低，語文為180分，英語100分，且將推行社會化考試。

　　對這些高考政策調整，尚未作出改變的地方反映各異，多數表示“暫無調整安排”，少數表示“不跟風”。深圳比較奇怪，官方表示英語教學是深圳特色，今后還將加強英語教學。深圳市并非一個獨立的高考區域，廣東省才是高考命題和招生的適格主體。深圳變不變，依賴于廣東省高考政策變不變，科目教學上的所謂“深圳特色”，實在難以言之。其實，那些作出調整的地方也沒有誰說要削弱英語教學，而是將加強還是削弱的選擇還給了學生。

　　在高考的指揮下，英語和語文、數學有并列地位，實際上是語文地位最弱。數學有奧賽不斷加碼，語文很容易因人人能說、人人能寫而忽視，英語則因非母語難掌握而成為學生用功甚巨的科目。由此造成一種怪狀，中國人寫不好漢語、寫不好漢字，不必在意也不必臉紅，而考不好英語，卻事關重大。

　　整個社會的英語癡狂，非止于高考。為了高考英語強，英語教育已經從幼兒開始，小學升初中英語和數學就成這擇校的條件。英語還成為整個社會的“人才鑒別標準”。高考之后，英語是教育選拔、專家選拔的依據，考研考博，沒聽說過專業課不合格的，英語考得如何就成了錄取的依據；職稱評定，業績不重要、實際水平不重要，惟有英語去區別同樣達到了年資的人誰上誰下；學術評價，最要比的是SCI刊物的發行量，那當然要靠英語。整個社會還將英語當成人才素質的通用標識，“一口流利的英語”簡直就是高級人才的證明書。這個社會沒有任何一個教育科目要求人學習終身，惟有英語卻成了這樣的科目，這是必需的嗎？

　　英語的地位，在這個社會是由一系列制度加以確保的。由此，“全民英語”，全民用很大的精力去學習一門非母語的語言，就成了這個國家舉世無匹的風景。“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樣干革命”，這是過去的極端，新的極端是英語成了政治正確和各類生意的戰場，培訓機構會拿“學好英語，把洋錢賺到中國來，孝敬爸媽”之類話語開講，專家教授用英語來認證改革開放。

　　高考降低英語的分值，并非取消英語，而是將英語拉下神壇，還回其工具屬性。真正將英語拉下神壇，還要有許多制度上的改變、觀念上的改變。學術評價制度、職稱制度、博士碩士招生制度、會英語等于高素質的觀念、英語先進漢語落后的觀念等等。

　　高考降低英語的分值，有人可能擔心置窮孩子于不利，使他們在英語上進一步落后于高富帥。這不僅是一種過慮，而且是一種誤解。

　　要說取消高考，用所謂的“全面發展、素質考試”、“平時成績”、“推薦入學”、“多樣化考試”等等來招生，那么窮孩子跟高富帥比不起，就是必然的，這也正是為什么我們不能同意輕易減輕統一高考對高校招生的重要性的原因，許多人提議的高考改革方案，不過是為窮孩子升學挖坑。

　　但高考降低英語的分值，不會使窮孩子不利。如果英語差距無關窮富，那么英語分值是否調整都無損于窮孩子。如果高富帥英語學得更好，那就不是減少英語分值，而是加重英語分值，置窮孩子于不利。對常人而言，更好的英語成績應是依賴于更高的教育投入，購買參考書、培訓、學習器材等，那么窮孩子與高富帥誰更投得起，不是一目了然嗎？

　　降低高考中的英語比重，是否會造成教育的退步，造成人才素質的降低，是否會造成國家英語能力的不足？可以肯定地說不會。所有人仍將接受英語科目的教學，但只是一個科目而已，跟母語教學負載母語文化傳承的基本功能有所區別。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否有深度掌握英語的必要，將取決于個人需要，無須每個人都以熟練掌握英語為假想目標去用功，那些有語言天賦的人、必須掌握英語的人仍將把英語學好，國家的英語能力不會降低，是否諳熟英語也不會成為驕傲或自卑的依據。這才是正常的外語教學。

　　把英語拉下教育科目的神壇，還要改變這個社會中那些保障英語地位的制度，端正那些惟英語為上的觀念。高考英語的改變是個開始，也可能是最重要的開始，但社會改變英語至上的做法，路還很長。

　　反方

　　削弱英語地位 會加劇教育“貧富分化”

　　近日，北京市教委發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中關于英語和語文的分值調整引發輿論熱議。英語分值由150降低為100分，語文則由150提高為180分，方案的思路顯而易見，加強漢語言的比重，弱化英語的地位。教育部前發言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對此方案的大加贊賞很有代表性：“減弱英語教學剛性要求、降低英語考試權重分值，增加母語教學剛性要求和提高母語考試權重分值，應是下一步考試改革方向之一”。

　　接受采訪時，王旭明表示：“一定讓以國學為主要內容中華文化傳統精神落實在教材里課堂上考試中。更多國學內容落實在教材里課堂上考試中時，就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傳承日”。可以推論，此番考試改革的指導方向和當前的“國學熱”“讀經熱”頗有關聯，就是利用民族主義情結，加強國學教育，增強民族自信心。

　　這一改革思路與過去數十年全民學英語潮流發生了方向性的微妙變化。叫好者認為這是“失落的國學”的天賜良機，是重振國學威風的制度性支持，還有部分人士由于對英語教學的低效率低水平而贊同改革方案的。

　　不管弱化英語考試方案的支持者怎樣考慮，在這根指揮棒的引導下，一個可能的后果是：教育上的“貧富分化”和“價值鴻溝”將進一步強化。參加國內的高考還是出國留學，尊崇國學還是擁抱全球化的知識譜系，將會在不同人群當中劃分出清晰的界限。一直以來，飽受詬病的應試教育改革呼聲甚高，而此番語文英語分值調整，則顯示了目前的應試教育改革以回歸國學教育、召喚民族自信心為旨歸，與改革開放之初熱切擁抱世界文明的姿態有所區別。

　　認識這一改革方向背后的社會思潮，不能不提“國學熱”、“讀經熱”以及仰仗中國經濟崛起而樹立的民族自信。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很多人認為是時候不要被英語牽著鼻子走了，并生發出對中國傳統文化衰落的憂思。事實當真如此嗎？各種統計數據披露的信息是中國的精英流失嚴重，名牌大學更是成為留學美國預備役。不難想象，如果中國的公立教育持續削弱英語的地位，只會導致精英群體更快逃離應試教育體制，更早出國留學去。而英語學習本來就居于人后的貧困地區孩子，卻只能接受公辦教育提供的這種弱化英語、強化國學的教學體系。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什么免除英語學習之苦的“解放”，而是遭受教育資源不公平的“二次傷害”，他們恐怕無法像準備留學的富裕家庭孩子那樣有大量課外培訓機會，有多元多樣的高價私立學校可選擇。

　　不可否認，應試教育機制下的英語教學效果確實不佳，投入產出嚴重不成比例，造就了一批只會對付考試的“啞巴英語”。但在應試教育之下，何止英語學習出現偏差？語文學習也同樣在“劃分段落”和“歸納主題”的教育思路之下走了許多彎路。在語文教學中，中文閱讀的審美功能大大讓位于思想教育，古典文學在這種“重政治輕審美”的指導方針下沒有地位也是可以預見的事情。由此可見，不是英語和語文的比重出了問題，而是教學的思路和方法出了問題，靠改變分值改變教學效果，恐怕是南轅北轍的“開倒車”，除了滿足在教育中強化民族自信心的功能，不會在教學質量上得到質的提升。

　　論傳統文化功底，臺灣、香港地區迄今使用繁體字，國文素養普遍不遜于大陸人，但臺灣、香港的英語教育卻一直占據核心地位，香港更是全民使用英語，而且在回歸后仍保有國際化都市地位。大陸的經濟能量遠在香港臺灣之上，融入全球化經濟競爭是發展的必然之路，在這一背景之下，以弱化英語地位的代價來抬升所謂國學，實在不是智慧之舉：一件事情一直做不好，不是改變做事的方法，而是降低它的重要性，這豈不是逃避心理和自欺欺人？

　　中國的人才培養一直以公辦教育為主，私立教育目前也僅是發展階段。而高考一直是公辦應試教育的指揮棒，每一次的高考改革，無不影響著整整一代學子的前途和人生路徑。遺憾的是，應試教育改革仍未能走出劃圈折騰的老路，這恐將導致公辦教育在未來競爭不過日益多樣的民辦教育。如是，雖有利于刺激民辦教育繁榮壯大，但對貧寒家庭而言，則更易陷入“寒門難出貴子”的循環，加劇教育資源分配的“貧富分化”。